独家专访 | 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谈出版数字转型的应变之道
保持因需而变的商业模式
提供从问题到答案的解决方案
受访人：米歇尔·科曼（Michiel Kolman，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兼爱思唯尔全球学术关系副总裁）
采访人：渠竞帆（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米歇尔·科曼
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
兼爱思唯尔全球学术关系副总裁
Q
作为国际出版商协会（IPA）的主席，您在从今年初开始的这一个两年任期里主要的工作目标是什么？如何在IPA主席、爱思唯尔全球学术关系副总裁和荷兰出版商协会成员这3个身份之间分配您的时间和精力？作为IPA的一份子，如何发挥作用？
MK：我的主要目标是领导IPA朝着我与协会领导层其他人认为的最佳的战略方向发展。出版业一直面临着许多长期存在的挑战，这些挑战将一直需要我们给予充分的关注，如在一个越来越多有影响力的技术型游说集团为自身商业利益考虑向版权提出挑战的时代，需要共同努力构建一个强大的版权保护框架，也需要保护各个层面的出版权益。
我多年来一直是IPA和荷兰出版商协会的成员，在多个委员会供职，在今年1月1日上任IPA主席之前担任IPA副主席，因此每天在工作之余完成这些职责也一直是我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担任IPA主席要花更多的时间，我要从对出版业来说生死攸关的更长期的利益着眼，这一点无论是我在爱思唯尔还是荷兰版协的同事都有共识。
Q
版权问题是IPA关注的一个主要话题，对此IPA和谷歌等技术公司及社交媒体就版权免责进行了哪些对话? 您对此有何建议？您是否看到全球在版权保护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步？
MK：版权与出版自由是IPA的两大支柱，自1896年IPA成立以来就一直是这样。由于有版权的存在，出版商得以进行能够推动创新的长期投资。也正是长期的创新使出版商能够通过教材、数字服务和其他处于前沿水平的资源为社会、文化、科学尤其是教育作出贡献。如何强调教育在当今知识经济中的重要性都不过分，而且它在未来只会有更加重要的作用。
IPA非常活跃，而且积极参与总部设于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事务，在战略层面上参与该组织的活动，WIPO一直组织多方利益相关者就版权问题展开讨论。目前讨论的话题聚焦于用于教育、图书馆与存档资料以及为视障人群的出版物的版权免责和限制。包括针对视障人士的《马拉喀什条约》在内，IPA在磋商和取得积极成果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现在我们正在支持全球的出版商组织在国家立法中准确实施该条约。
出版商没有武断地反对版权免责，我们知道有一些合理的情况，也看到关于如何使版权现代化以及如何适应不同的特殊情况和限制条件的对话一直在持续。例外情形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过于宽泛，而且在许多领域有太多不必要的例外，那么出版的根基就会被破坏，出版商将不能再继续投资和创新。加拿大在教育领域就因版权免责而受到破坏，教育出版业受重创，加拿大出版商的数量减少。其后果是，今天加拿大中小学的学生失去了本应有的更多的课本和数字内容的选择，而不得不进口美国的出版物。
我们注意到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版权保护事务中，反盗版的重要性，尤其是反对网络盗版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被重点提出。对于中国联合打击盗版行动体现的伟大的合作精神，我感到特别受鼓舞。例如，在2015年，在华国际出版商版权保护联盟（IPCC）提交了一个图书侵权案件，中国版权机构对此极为关注，并进行了全面调查。2016年该事件被列为中国国家版权局打击盗版十大年度案件之首（编者注：由联盟举报并配合调查的“北京金图创联国际科技有限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被国家版权局评选为2015年度国家打击侵权盗版十大案件之首）
IPA一直都与中国版协在版权和其他重要事务方面建立更密切的工作联系。2016年中国有5位版协成员被提名为IPA委员会成员（李朋义、于春迟、于洋、林丽颖、张明舟）。我相信在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的带领下，中国版协在推动出版业发展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Q
至今以来您已在爱思唯尔工作了22年，见证了这家公司逐渐成长的过程，对学术出版也一定有深刻的感受。请谈谈您对爱思唯尔发展至今取得成功的看法？
MK：我认为STM（科技医学）出版，尤其是爱思唯尔在过去几十年取得成功有几个重要因素，我能够经历并参与科学出版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对此我感到非常荣幸。
首先，STM出版商一直在出版业的数字化发展处于领先地位。这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可以说大多数的STM出版商现在都以数字业务为主。我个人很幸运地在1996年出版了最早一批在线期刊之一的《新天文学》。
其次，STM出版商已经进入到研究人员和医学专业人员的工作流程中，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准确的信息。如化学实验员在实验室能找到化学结构和化学反应；急诊室的医生能够获取关键的医学信息，从而作出正确的临床决策。
如果没有对品质的不懈追求，这就不能实现。在STM期刊出版过程中，严格的同行评议可以确保内容的品质。爱思唯尔每年收到140万篇论文，其中只有1/3能够出版。这些通过评议的论文初稿又要经过两三次的修改才能符合爱思唯尔对质量的要求。
再次，高品质的内容与准确的分析，这两者结合，就可以为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提供他们需要的答案。
最后，人的因素最重要，STM出版商在吸引人才方面一直颇为成功，吸引了对科学、技术及两者都有热情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
Q
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行业组织应如何保持长期的活力和持续发展？在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创新方面，出版商如何避免潜在的损失？
MK：在出版业发生变化的时期，出版商希望从各国和国际行业组织那里获得新的视角和方向指引，这正是IPA在版权、出版自由、文化水平、知识普及（内容获取）等主要领域提供的。
IPA将继续加强在各国和国际层面就建立稳健的版权框架和保护出版自由等问题的游说与协调工作，来推动主流文化和知识普及的计划，并使专业的书刊在世界各地得以出版。这些都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另一方面，出版商自己要勇敢地在挑战面前调整业务并保持活力。我们不应拒绝改变，而要一直铭记商业模式要灵活而且根据用户需求而改变。技术是机遇不是威胁，我相信出版商能够将技术为我所用，更贴近消费者，这才是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我们正在组织下一届IPA大会，将于明年2月10日~14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塑造未来：创新与体验交汇”。这个话题非常重要，因为出版商都有丰富的体验，如果能够将此作为构建未来的基石，那将是非常宝贵的。
Q
对出版商而言，如何拥抱移动互联的时代？
MK：移动对出版商而言是巨大的机会，尤其是大众出版商，可以使其内容抵达更多的人群，更大的市场。移动设备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在工作、生活中使用，与世界保持着联系。如今只使用移动版内容的读者越来越多，尤其是千禧年一代的年轻人。大部分出版商意识到现在要抓住这个机会，将移动和数字化作为与已有的纸质商业模式同等重要的、商业化运作的核心。到目前为止，数字产品将导致纸质产品消亡的预测已被证实是错误的，虽然在数字阅读蓬勃发展的当下纸质出版仍有稳健的发展，出版商也不能骄傲自满。
出版在几百年间一直是最具创新和适应性的行业之一，移动只是这诸多变化的道路上的一颗垫脚石。可能是老生常谈，但是值得一再强调的是：消费者不断地告诉我们，他们需要的是故事，最重要的是内容本身，而不是形式，但是出版商向读者传递内容的方式确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Q
在数字化时代，STM出版商未来的挑战是什么？您如何看待期刊数据库订阅价格逐年增长以及开放获取出版遇到的争议等问题？
MK：请允许我以IPA主席的身份回答这个问题。开放获取是STM出版领域很特别的一种模式。在科学出版领域，开放获取模式被广泛采用，现在没有哪家STM出版商不提供开放获取的出版模式。我们也看到现在大多数新的STM期刊都是OA期刊。
从更大的出版视角看，STM出版商令我感叹的是，每年他们出版的图书或者期刊文章的数量都在增加。许多出版商在出版数量增长的同时，出版品质也在提高。研究人员可以从访问集纳了高品质信息的综合性数据库获益，在科研中取得比以往更大的成果。
STM出版商一直为中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服务。能够访问高品质的信息让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创作出更多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有提升。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故事。
谈及STM出版的未来，如今学术出版商在提供高品质信息方面非常成功。未来的挑战将是STM出版商如何提供知识。目前研究人员在遇到问题时，可以获得能从中找到问题答案的一系列精选文章。未来的STM出版商将为研究人员直接提供答案。这虽然说得容易，但做起来并不简单，涉及到如何从高品质信息里提取知识。因此锐意创新的STM出版商都在投资于机器学习、虚拟智能和知识图谱的研究。我们将迎来一个激动人心的未来！
新闻速递
国际版协主席拜访中国版协
共议童书出版等热点话题
4月18日，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在中国版协会见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米歇尔•科曼一行。
邬书林对科曼的到访表示欢迎，对其“4•23”国际读书日期间将去四川参加阅读日活动并做中国阅读传统及IPA促进全球阅读的演讲表示赞赏。
科曼提出了国际同行非常关心的中国引进版少儿图书出版问题，邬书林介绍说，中国一直倡导用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滋养中国的少年儿童，这是中国少儿出版的基本政策。目前中国每年出版少儿图书15万种，其中新书及再版书的动销品种达5.2万种。而且目前中国少儿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例是1.9：1。针对此情形，有业内专家建议，应注重引进版与本土少儿图书的平衡，来维护中国图书市场的健康发展。
邬书林说，互利共赢是做好生意的基本原则。业内专家呼吁一些出版单位注意引进与输出的平衡，这一点无论从道义还是政策上讲，都值得中外出版商共同重视。
科曼表示，中国版协在国际出版商协会成员中地位重要，期待中国版协今后继续为全球出版行业贡献力量。
会见中，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其他书业话题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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